对于晋商文化并非只有今天我们在关注研究，早在晋商活跃的历史时期就被广泛关注与研究。除了上篇提及的3个特点之外，晋商文化特点还有以下几点。
第四，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
晋商的理财理念与技术，发端于农业文明与传统的家规，不仅重视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传统的理财哲学，和气生财，以儒家的和合精神，事事处处以和为贵，待“相与”善始善终，友好往来，世代相传，严守商道商德。同时不断创新记账核算、信用贷货、信用贷款、信约公履、财务稽核、票据流通、“客栈”、“拨兑”等等，产生了晋商独特的理财理念、操作技术与管理方法。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业制度。
晋商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企业制度、行会联络等具体的经营管理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人身股制度。四五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试行期股制度，被认为是管理学的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相应的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也被认为是会计学的学科前缘。其实山西商人的人力资本制度与人力资本会计核算比美国早了400多年。晋商的人力资本制度不仅体现了东伙友好合作，劳资双方和谐相处，而且股权融资制度、资本管理的正本副本制度、总分支机构的网络制度、员工退休后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特别是晋商商业行会（大行）及专业行会（小行）积极协调商业事务，处理商务纠纷，组织同人公益活动，解决了商号与商人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此外诸如办义学、置义地、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等等方面，也都体现了人本思想。
第六，官商相维的展业站路。
经商发迹的山西商人，总要干方百计交结官僚，借以谋求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清人关以前，晋商与东北满族贵族政权就有贸易关系，努尔哈赤从张家口的八家商人那里获得了大量军用物资，清人关封张家口晋商“八大家”为“皇商”。这些皇商从政府那里获得很多经商的特权与好处，财富积累最快，为其他山西商人所仰慕。为了与官僚和政府交接，晋商纷纷走捐纳、报效、买官的路子，耗费巨资，与政府宫僚攀结关系，以借势拓展业务。成丰三年（1853）阴历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与账局捐资白银34万两、钱7万吊，十月下旬日昇昌等13家又捐6千两。平遥毛鸿翙的父辈至玄孙男子31名捐官，女子亦捐夫人、恭人。晋商住宅建筑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比如灵石王家楼栏石雕的“辈辈封侯”，沁水柳家大门墩石雕堂鼓与元宝等等。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人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在1868－1872年间，七次在中国旅行，著有《中国》）三卷。李希霍芬多次到山西考察，他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一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的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这种财源也受到鸦片的极大损害。
在所有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倾向最发达的要数山西、映西两地的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获得了邻人或周围国家居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保持了这种优越感的种族，即使在其后代丧失了政治势力以后也能通过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显示精神优越的成果来。这种在西南亚洲明显出现的现象，在此地又出现了。山西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的优越感能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