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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是被谁搞垮的(中)
发布时间: 2020年07月29日 17:59:46     发布者:    浏览:1675次

让余秋雨老师「抱愧」赞叹的晋商金融业,其实只是山西商人被赶出了茶叶贸易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转型升级」。

山西票号时代

最早的山西票号一般认为是创建于1823年的日升昌,然而山西票号真正的大规模扩张还需要等到太平天国时期。在同治元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约有15家山西票号,其余地区尚无办票号者。而仅同治元年一年,就有7家山西票号开张。从此一直到1880年代,山西票号一直垄断着全国的金融业。

晚清山西票号业务的大规模兴起,和清政府汇兑官款的新政策离不开关系。长期以来,大清中央政府向地方收税,均采用现银装鞘,委派押解的方式运往京师。各地方若私自改换运银方式便会受到严厉处罚。然而随着太平天国相继占领南京、苏杭等江南地区,同时捻军在安徽、山东一带作乱,南方诸省押解银两至京师的通路断绝。

不得已,清廷只得允许地方政府以票号汇兑的方式上缴钱粮。从广东省开始,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以及各海关,均逐步改用票号汇兑的方式解送官饷。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利用票号汇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收入困难,财政亏空,要想按期上缴钱粮,就不得不向票号借垫。以闽粤地方政府及海关为例,票号垫款占汇饷总数的40%左右,部分年份甚至占100%。

山西票号就这样在和官府的紧密合作下迎来了爆发式的成长,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大清财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汇兑官款业务给山西票号带来了可观的盈利,因为大部分官款的汇费都比商业汇费高许多倍。一般的商业汇兑汇费大约在0.7%左右,而官银汇兑汇费一般都在4%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高达8.5%。与官府做生意显然比在市场上竞争赚钱的多。

不过,更高的汇费也并不是完全进入山西商人的口袋,很大一部分是留给官员的回扣。票号需要向官府缴纳使费、纸笔费等各种杂费,票号实际到手的费用,往往只剩下一半,即使如此,这笔汇费已经远高于正常的商业汇费。另一方面,票号对各级官吏上下打点,贪污公款也提供了方便。各级官吏往往是票号存款的大户,将其搜刮所得存放在票号之中。

而官吏的打点行贿,也可以通过票号更为方便容易的运作。光绪朝轰动一时的云南善后局军需报销行贿案,就是云南粮道崔尊彝,挪用捐输平银,由票号从云南汇往北京,向户、工、兵部各书吏行贿。

虽然贪污受贿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票号的发展确实极大的降低了行贿受贿的成本,晚清讽刺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将票号列为讽刺的对象。

依附官府势力发财,对山西商人来说并不陌生。

早在明代洪武时期,晋商便开始与官府大力合作。由于大明西线边关防御军队后勤供给困难,明太祖设立开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输送粮食,以此换取贩卖垄断「官盐」的权力。这种实质上的权力交易,成为了晋商发迹的第一桶金。

满清入主之后,赐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表彰晋商为后金政权提供的帮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战争中的功绩得到了清政府肯定,并在之后对准噶尔等一系列战争中,不断为清廷效力,承担为一线部队补给军粮的任务。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深度参与官方垄断的盐铁买卖的特许权,进行独占性的商业活动。

与官府共舞,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当官府需要用钱时,商人们就需要「自觉」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在内忧外患的咸丰一朝,清廷大开捐输一途,山西商人纷纷用银两「捐纳」各种官衔。在咸丰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国捐输白银224万两,其中山西商人就捐输了160万两,占了大半。而在咸丰三年又连续发出五次谕令,以「山西较各省尚称富裕」为由,要求山西商人继续捐输。咸丰六年山西又捐201万两。

在官府委派官吏逐门逐户的「劝谕」下,晋商们「急公好义,踊跃输将」,以至于许多大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参与大清续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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