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乔致庸就是其中的代表。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1、永远的诚信
乔致庸做生意，讲究一个“信”字。这可以说是乔家的传统，是晋商的传统，更是整个商界应该传承的商业品格。古人常说，无信不商。对于乔家来说，更是如此。乔致庸从小耳濡目染，在他身上能够看到乔家一贯守信的风格。再加上他从小读着圣贤书长大，儒家当中所传达的仁义礼智信更是让他受益匪浅。在乔致庸眼里，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他明白，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
复盛西铺是乔家在包头的一大商号，主要经营粮油，不管是质量还是分量都有所保证。要知道，在那个市场里，到处都是弄虚作假的商号。有些商家们在卖米面的斗上做手脚，缺斤短两的事情屡见不鲜。乔家就靠着长期形成的良好信誉让复盛西在包头稳稳站住了脚，到这里购买粮油的人络绎不绝。
有一次，复盛油坊往山西运送一批胡麻油，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谋利而在油中掺假。掌柜的发现后，将伙计痛斥一番。凡是乔家人都知道，信誉连着财路，信誉没了，财路也就断了。掌柜的命人倒掉整批掺假的胡麻油，重新换了货真价实的胡麻油。这个举动虽然让乔家损失不少，但是却为乔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看长远些，这个举动足以为乔家吸引更多的商户。
乔家也有“掺假”时候，但是这种“掺假”却非同一般。乔家的通和店在包头的粮油店里是一霸，东西从来不缺斤少两，也不弄虚作假。长久以来，通和店在包头市场上赞声一片。每到年跟前的时候，就是通和店最忙的时候，达官贵人也好，平头百姓也罢，都会到店里来买粮油过年。所有粮油店的白面、大米都是有等级的，有钱人自然能吃上好一些的米面，穷人家就只能买最普通的粮油。为了能让穷人也吃上好粮食，乔家故意将上等米面掺到了普通米面里，并按照普通米面的价格卖给穷人。穷人们知道后自然是对乔家感恩戴德，也会常常光顾通和店。乔家之信，不仅是信誉，还有信义，而且对准的是每个人，不分等级，不分富贵，只要上门就都是客，就都该受到同等礼遇。有这样的仁厚和诚信，乔家在商场博弈中便胜券在握。
在乔家票号没落的时候，乔致庸的后人都在延续着乔致庸的信誉。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战，经济衰退，晋钞贬值，晋钞跟新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大概是250000：1。这对当时的金融业来说无疑是个危机，但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来说，完全有望借机翻身。对所有的储蓄户都以晋钞而非新币支付，那么大德通票号就可以利用差价大赚一笔。但是，如果这样做，乔家辛苦积累的信誉将毁于一旦。为了维护商誉，乔家毅然决定收晋钞，支新币，让百姓手上的钱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大德通最终还是倒闭了，可是乔家所留下来的商业精神却成为晋商的骄傲，成为整个商界的财富。
2、常氏家族：灾荒年搭戏台
公元18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光绪三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其中山西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的情形到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的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中俄边境。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当运输工具的队伍，这时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了。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这不是在这么个困苦中摆阔气，而是要用戏台作为借口，给本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也就是说，我常氏家族要盖房，要乡亲帮忙，只要乡民能搬动一块砖头，就给饭吃。赈灾也不落一个施舍的名。
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3、日升昌：乱世中的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