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三个兴盛阶段

张正明（著名晋商研究专家）

明清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商帮的崛起。在十大商帮中，晋商以崛起时间最早、实力最雄厚、经营制度创新、活跃时间最长，位列其首。

明清晋商保持了长达五百年的商业繁荣。考察其兴衰，主要经历了三个兴盛阶段：第一，明初至明中期，晋商从“足迹半天下”而至“遍天下”，创造了晋商“数十万不称富”的奇迹。平阳商帮、泽潞商帮遥遥领先，是晋商的主角。第二，明中后期至清初，晋商抓住“封贡互市”的机遇，在对蒙贸易中一枝独秀，打开对俄贸易市场，成为恰克图国际贸易市场的垄断者、欧亚黄金商道“万里茶路”的开拓者和主要维护者。第三，清中后期因首创票号执金融界牛耳，成为清后期民间资本的操控者。从明中后期开始，晋中商帮独领风骚，成为晋商的主力。

不可忘记晋商金融文化的世界意义

孔祥毅（中国商业史学会名誉会长、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晋商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货币经营资本与商品经营资本相互参股投资，金融业与产业混合生长，以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来支持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以虚拟资本创新来支持实体产业的扩张。

虽然历史上的山西是金融大省，但现在山西已成“金融高地”，急需蓄住自己水，引来外地水，让已经流出去的水再流回来。打造金融洼地也不难，只要找到支点与杠杆，由政府主导，通过政府创造金融政策和制度，使金融业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起来，以金融业推进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山西票号金融文化的核心，是信义至上，以人为本。票号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风险控制等很多都值得现代金融传承与借鉴。

学习、创新与晋商兴衰

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晋商能够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新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学习热情的保持。创新精神需要转化为卓越的创新能力，才能将技术的潜力发挥殆尽，提高物流效率，在广阔地理范围内与收入各异、偏好各异、风俗各异、语言各异的不同社会群体间达成利人利己的各种制度安排。而创新能力的培养依赖于学习，依赖于知己知彼基础上的认识能力的提升。宋元以前，山西政治、经济、文化发达，探讨农工商各业效率提高的风气很浓厚，产生过许多的技术创新。但商业的成功带来了不愿意读书的副作用，继而带来创新能力的下降，使晋商无法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最终全军覆灭，这是沉痛的教训和借鉴。

明清时晋商的成功转型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晋商研究专家）

中国商业起源于山西，晋商的辉煌其实在明代就有了。晋商在明代和清代的转型主要在两方面：地域的转型和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型。山西商帮在明清时代为什么能够实现成功转型？一是晋商能够抓住政府政策的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二是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晋商的转型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启发呢？现在仍然要根据政府政策的调整，及时抓住政府政策变化的机会，寻找商机。其实山西经济发展的机会非常多。但是过去我们吃亏吃在一煤独大，以煤为主。我看好山西三个行业，一个是机械制造，第二个是山西的旅游业，第三个就是农业中的小品种。绿豆，莜面，芝麻，别看小，现在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通过私募基金，可以带动山西的发展，还可以到全国、到全世界去发展，重振晋商的辉煌。

晋商的同舟共济精神

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博导）

恰克图晋商同舟共济、约定俗成，不仅形成民主选举、决策透明、共同监督、具体执行等商界内部管理习惯，在现已发现的三种俄文版本管理文件（译作《清政府对商人的训令》、《对商人的秘密指令》、《商人守则》）里，均详细规定了晋商应遵循的交易方法和法则共16 条。守则大致分为商机类和处罚类两大类。商机类主要是对对方商情的了解，如俄方对哪些商品有需求，市场行情如何等类似的信息通报和信息共享；处罚类是商机正常运行的保障，是对商人行为的规范。还有晋商在贸易中采取的一些商术。由于一百余家晋商字号同舟共济、一致对外，形成齐价合同，使其家家盈利，而俄商间的无序竞争，致使其在谈判、交易中处于劣势，获利较少。

向“靠天吃饭”的宣战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坦白讲，山西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环境相当不好，山多田少，十年九旱，“地瘠民贫”，史不绝书。“靠天吃饭”曾是千百年来山西百姓生活史的真实写照。现实明白地昭示：如果仅依靠农业生产、“面朝黄土背朝天”，山西百姓将无法逃出“地瘠民贫·遇灾逃难”的悲惨循环之中。所以，走出家乡，致富他方，做买卖，求生存。这可谓晋商向“靠天吃饭”命运的勇敢宣战。在战乱频频的历史中，晋商在刀光剑影中看到了商机，山西商人创造“开中法”，即运送粮食到沿边重镇，换取“盐引”（即买盐凭证），然后到南部盐场取盐贩卖。这既满足了边粮需求，更让晋商获利巨大，是晋商在历史上挖到的最重要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