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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纵论晋商古今
发布时间: 2020年04月03日 15:15:28     发布者:    浏览:132次

晋商三个兴盛阶段

张正明(著名晋商研究专家)

明清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商帮的崛起。在十大商帮中,晋商以崛起时间最早、实力最雄厚、经营制度创新、活跃时间最长,位列其首。

明清晋商保持了长达五百年的商业繁荣。考察其兴衰,主要经历了三个兴盛阶段:第一,明初至明中期,晋商从“足迹半天下”而至“遍天下”,创造了晋商“数十万不称富”的奇迹。平阳商帮、泽潞商帮遥遥领先,是晋商的主角。第二,明中后期至清初,晋商抓住“封贡互市”的机遇,在对蒙贸易中一枝独秀,打开对俄贸易市场,成为恰克图国际贸易市场的垄断者、欧亚黄金商道“万里茶路”的开拓者和主要维护者。第三,清中后期因首创票号执金融界牛耳,成为清后期民间资本的操控者。从明中后期开始,晋中商帮独领风骚,成为晋商的主力。


不可忘记晋商金融文化的世界意义

孔祥毅(中国商业史学会名誉会长、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晋商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货币经营资本与商品经营资本相互参股投资,金融业与产业混合生长,以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来支持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以虚拟资本创新来支持实体产业的扩张。

虽然历史上的山西是金融大省,但现在山西已成“金融高地”,急需蓄住自己水,引来外地水,让已经流出去的水再流回来。打造金融洼地也不难,只要找到支点与杠杆,由政府主导,通过政府创造金融政策和制度,使金融业先于其他产业发展起来,以金融业推进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山西票号金融文化的核心,是信义至上,以人为本。票号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风险控制等很多都值得现代金融传承与借鉴。


学习、创新与晋商兴衰

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晋商能够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新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学习热情的保持。创新精神需要转化为卓越的创新能力,才能将技术的潜力发挥殆尽,提高物流效率,在广阔地理范围内与收入各异、偏好各异、风俗各异、语言各异的不同社会群体间达成利人利己的各种制度安排。而创新能力的培养依赖于学习,依赖于知己知彼基础上的认识能力的提升。宋元以前,山西政治、经济、文化发达,探讨农工商各业效率提高的风气很浓厚,产生过许多的技术创新。但商业的成功带来了不愿意读书的副作用,继而带来创新能力的下降,使晋商无法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最终全军覆灭,这是沉痛的教训和借鉴。


明清时晋商的成功转型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晋商研究专家)

中国商业起源于山西,晋商的辉煌其实在明代就有了。晋商在明代和清代的转型主要在两方面:地域的转型和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型。山西商帮在明清时代为什么能够实现成功转型?一是晋商能够抓住政府政策的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二是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晋商的转型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启发呢?现在仍然要根据政府政策的调整,及时抓住政府政策变化的机会,寻找商机。其实山西经济发展的机会非常多。但是过去我们吃亏吃在一煤独大,以煤为主。我看好山西三个行业,一个是机械制造,第二个是山西的旅游业,第三个就是农业中的小品种。绿豆,莜面,芝麻,别看小,现在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通过私募基金,可以带动山西的发展,还可以到全国、到全世界去发展,重振晋商的辉煌。


晋商的同舟共济精神

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博导)

恰克图晋商同舟共济、约定俗成,不仅形成民主选举、决策透明、共同监督、具体执行等商界内部管理习惯,在现已发现的三种俄文版本管理文件(译作《清政府对商人的训令》、《对商人的秘密指令》、《商人守则》)里,均详细规定了晋商应遵循的交易方法和法则共16 条。守则大致分为商机类和处罚类两大类。商机类主要是对对方商情的了解,如俄方对哪些商品有需求,市场行情如何等类似的信息通报和信息共享;处罚类是商机正常运行的保障,是对商人行为的规范。还有晋商在贸易中采取的一些商术。由于一百余家晋商字号同舟共济、一致对外,形成齐价合同,使其家家盈利,而俄商间的无序竞争,致使其在谈判、交易中处于劣势,获利较少。


向“靠天吃饭”的宣战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坦白讲,山西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环境相当不好,山多田少,十年九旱,“地瘠民贫”,史不绝书。“靠天吃饭”曾是千百年来山西百姓生活史的真实写照。现实明白地昭示:如果仅依靠农业生产、“面朝黄土背朝天”,山西百姓将无法逃出“地瘠民贫·遇灾逃难”的悲惨循环之中。所以,走出家乡,致富他方,做买卖,求生存。这可谓晋商向“靠天吃饭”命运的勇敢宣战。在战乱频频的历史中,晋商在刀光剑影中看到了商机,山西商人创造“开中法”,即运送粮食到沿边重镇,换取“盐引”(即买盐凭证),然后到南部盐场取盐贩卖。这既满足了边粮需求,更让晋商获利巨大,是晋商在历史上挖到的最重要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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